上海精神科医院自成立以来，从如何保障全国精神疾病患者都能在家门口顺利看上名医入手，把“看名医难”的问题放到首要位置来对待。一直努力构建一个与上海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医疗资源体系。及时的引入名医资源，为上海的精神疾病患者解决健康问题提供强力的保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可能是中国名声好的一种精神疾病，哪怕是在精神疾病被骂做「疯子」、「神经病」的年代，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精神疾病都非常乐于被人接受，甚至不吝于给自己贴上这样一个标签——神经衰弱。
精神科医生也时常遇到需要休假开假条的病人，他们要求写神经衰弱，而不是精神分裂，或是抑郁症。
它曾经在中国非常盛行，在精神疾病的门诊中，一度有三分之一，甚至有的地方高达80%的病人被诊断为神经衰弱。
以至于当哈佛大学的阿瑟·克莱曼（ArthurKleinman）在1980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他震惊了。此时的西方已经找不到神经衰弱的患者，而中国的神经衰弱发病率高得骇人。
「神经衰弱」本是西方的舶来品。作为一个医学诊断，神经衰弱（neurasthenia）首先出现在美国，神经学家彼尔德（Beard）在1868年把它定义为一种慢性的、功能性的神经系统疾病。他曾定义说：
神经衰弱是工业化导致的神经力量耗损和衰弱，多见于社会中上层的脑力劳动者。
这个疾病诊断直到1940年代以前都流行于欧美。无论是职业医生还是普通公众，都频繁提起它。很多问题都被装进了这个疾病，彼尔德曾一口气列出50多个症状：头疼、耳鸣、失眠、烦躁、厌食、腹胀、精疲力竭、注意力不集中……
然而，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美国精神医学家就开始一直在争论神经衰弱是不是一个笼统的疾病种类。各种症状不加区分的使用，让很多精神科医生批评神经衰弱被当成了一个「垃圾桶」。
1980年，被誉为精神疾病诊断的「圣经」——《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第三版里，取消了神经衰弱的临床诊断，由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诊断覆盖，医生认为后者的分辨性更好。这意味着，无论是从诊断的精确性，还是后续治疗的针对性，后者都更有效。
作为1949年以后第1个到中国研究精神医学的西方学者，凯博文来华发现，神经衰弱的诊断仍然在中国流行，而当时在西方认知广泛的抑郁症诊断，在中国却很少出现。
凯博文开始做起了一项实证研究。在湘雅第二附属医院精神科的门诊病人里，他挑了100位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病人。这些病人年龄在18到60岁之间，没有什么严重的医学疾病或者器质性的精神病。
凯博文发现，如果使用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抑郁症是主要的疾病。在93个被诊断为临床抑郁症的个案里，有87人符合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经过抗抑郁剂治疗后，抑郁症状都得到了缓解。
凯博文在中国的研究，对于中国精神科医生的冲击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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